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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中旬，一群亚洲象被发现离开了位于西双版纳的自然保护区，一路向北迁徙，行经普洱、玉溪、昆明等地。亚洲象迁移扩散本属正常现象，但如此长距离的北迁在中国尚属首次，因此受到国内外公众的高度关注。
对于这群亚洲象北迁的原因，猜测种种，目前仍不得而知。我们需要对亚洲象有更多了解，了解亚洲象的栖息地分布、生活习性、人象冲突原因和解决方法，有助于当地和有关部门更好地应对此次事件，从而在今后更好地保护这一珍稀物种，促进人象和谐发展。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家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集团研究员杨宇明。
记者：亚洲象在我国的分布状况如何？濒危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宇明：历史上，亚洲象曾在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的广阔地区栖息繁衍。到12至13世纪，亚洲象在闽南绝迹，17世纪在岭南、广西绝迹，此后仅分布于云南。云南的亚洲象目前分布在西双版纳、普洱、临沧3个州（市），分属两大地理单元的不同生物地理种源。其中，西双版纳和普洱亚洲象属中南半岛-老挝种群的代表，不同象群间遗传变异很低；而临沧（南滚河流域）亚洲象则是印度-缅北象群向中国境内的延伸。
亚洲象之所以濒危，归纳起来有自然和人为两个原因，自然原因包括气候变化导致的生境改变，人为因素包括人口增长对栖息地的占用导致的生境丧失。
记者：象群为什么会去保护区外活动？导致人象冲突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危害如何？
杨宇明：其实，亚洲象活动区域约2/3都在保护区外，究其原因：一是保护区内植被逐渐茂密，林下食物减少，不利于亚洲象觅食和活动。保护区内，亚洲象的觅食行为多发生在热性灌丛和稀树灌木草丛中，其他植被很少被利用，郁闭度大于0.75的密林内更是很少发生觅食行为，导致不少象群到保护区外取食农作物。二是保护区的面积不足且成孤岛状态，满足不了大象的迁移和觅食，这也导致大量象群在保护区以外活动。
生境的破碎化进一步降低了野生亚洲象对有限生境的利用率。因为亚洲象偏爱的许多低海拔地段被人类生产活动占据，所以它们的生境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地社区范围重叠。近年来，亚洲象从原来主要在森林内活动转向到林缘、农田附近栖息和觅食，成为导致人象冲突的主要原因。
随着亚洲象种群数量增加，活动范围不断扩展，在村寨周围活动时间逐年增多，取食农作物后逐渐对农作物有了依赖性，导致人象冲突频发，主要表现为：取食、糟蹋农作物与经济作物，损毁农地与农田设施，侵入居民家中盗食粮食并损毁民房、农机具、物资，甚至危及人的生命等。云南省自1992年开始对野生动物肇事进行补偿，2010年试点探索野生动物公众责任商业保险，并于2014年全面推广，一定程度安抚了受损群众、减缓了人象矛盾冲突，但受地方财力所限，往往很难及时、足额赔付。
记者：目前，亚洲象在种群繁衍上主要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
杨宇明：一方面，栖息地适宜性下降。自然保护区内，受相关法律法规的严格保护，毁林砍伐等被严格禁止；自然保护区外，由于社区群众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替代能源的推广，薪材采伐、放牧等干扰也大幅减少。因此，亚洲象栖息地的森林多处于正向自然演替过程中，林中空地、林窗等逐步消失，亚洲象主要食物——野芭蕉和禾本科的竹类、蔓生莠竹、粽叶芦等被不可食用的木本植物替代。此外，竹林退化、更新能力下降，以及飞机草等外来物种和葛藤等植物的侵占，栖息地可食植物不断减少，难以满足亚洲象的食物需要。
另一方面，亚洲象种群的增长需要足够的栖息地空间，而栖息地破碎化导致亚洲象种群呈孤岛状分布，降低甚至阻断了种群间的基因交流，致使亚洲象遗传多样性下降、种群退化。监测结果表明，即使同在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互不相连的勐养片区与尚勇片区之间的亚洲象种群间也已经20多年没有交流。对于一些局域小种群来说，种群退化现象更严重，甚至面临区域性灭绝的生存风险。
记者：如何在科学保护亚洲象的基础上，促进人象和谐发展？
杨宇明：人象争地是人象冲突的根源，为此，需要控制与生态保护相冲突的种植业，将经济林退还给自然林，解决象群栖息地萎缩、分割、破碎等问题；推进生态服务型产业发展，在亚洲象主要分布区域，从以种植业为主转变为以生态服务为主，解决当地群众的替代生计问题；同时，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科考研学、科普宣教等专业化高端生态旅游业，探索亚洲象保护与乡村振兴的途径。
首先，可通过更新林下植被、种植亚洲象喜食的乡土草本植物、改善水源地、设置“硝塘”等措施，修复退化的栖息地。同时，在进行生物学特性、取食习性、生态习性与迁徙行为学等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对亚洲象具有较好适应性和较高承载能力的复合生态系统。
其次，健全完善亚洲象活动检测预警与防控体系，加固改造亚洲象栖息地周边的民房，启动防象沟、太阳能电围栏配套工程建设，保障野生亚洲象活动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优化土地利用格局，居民点附近不种植大象喜食作物。
再次，完善野生亚洲象保护生态补偿机制，确立按实际损失定损理赔原则，做到应赔尽赔和及时理赔，维护当地人民的正当权益。
最后，在现有野生亚洲象栖息地的基础上，整合亚洲象分布区各级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并在不同栖息地间建立生物廊道，将西双版纳和普洱亚洲象分布区连片整合，建立亚洲象大国家公园，创新亚洲象保护管理和运行机制。此外，还需探索亚洲象分布区的村庄或胶农由传统农耕一产转向生态服务三产，逐步实现亚洲象生态保护事业与社区生态服务产业经济的融合共赢发展。
记者：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象文化对亚洲象保护发挥了哪些积极作用？
杨宇明：不论西双版纳还是沧源南滚河流域，当地少数民族历史上都与亚洲象结下不解之缘，孕育出丰富的象文化，至今仍保留着崇象、爱象、护象的习俗。比如，在西双版纳的傣族，象文化拥有神话、传说、地名、诗歌、谚语、舞蹈、绘画、雕塑等丰富的载体，并成为其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在南滚河流域的佤族，不能直呼大象为“桑”（佤语对象的称呼），而是把大象称为“达”或“达顶”——“达”是佤族对老人的尊称，意为长辈、祖先、国王。
傣族进入景洪初期，为防止亚洲象侵扰，人们在离村寨较远的地方种植竹子、芭蕉等大象爱吃的作物，此后亚洲象纷纷去那里采食，很少进入村寨。由于村寨周围有亚洲象活动，老虎等一些猛兽不敢再来。人们认为这是大象在保护自己，因此种植更多的作物供大象食用。
（本报记者张蕾任维东）
来源：光明日报
